一九三一年五月，中央紅軍第二次反“圍剿”勝利以后，毛委員領導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，在建寧一帶轉為工作隊，開展蘇區工作。

建寧蘇區到處充滿了歌聲，貧苦工農臉上都洋溢著歡笑。在共產黨和毛委員的領導下，廣大工農群眾高舉起蘇維埃紅旗，武裝起來，保衛土地革命斗爭的勝利果實。

正值閩西北山區插秧時節，楓源農民在分得的土地上開始了一年生產的關鍵環節，正忙著春耕生產。但是盤踞在安寧寨的保衛團，卻在附近的村莊騷擾搶掠，恐嚇農民，破壞土地革命。

為了保衛土地，保衛春耕生產，我們接到城市中心區委的通知，就對楓源鄉和楊林的赤衛隊進行合編，組織了二十多人的楊林游擊隊，隊員都是翻身后的貧苦農民，我們首次參加戰斗就取得了勝利。配合工作團在安寧寨游擊戰中消滅了楊林著名的地主武裝保衛團，活捉團總朱星南。

勝利的消息鼓舞著人民，游擊隊也在戰斗中成長壯大起來，擴大成三個班。這時，邱學鳴隊長從縣里開會回來，幾個人挑來了獎勵的洋槍、彈藥，并給我們傳達了建寧特委的決定，要求我們楊林游擊隊開往閩贛邊界的渠村鎮，加強交通線的保衛。

在一個萬里無云的晌午，我挑著菜籃去賣菜，只見渠村街頭已經擠滿了男男女女的群眾，大家正迎接從江西康都撤回建寧的紅軍。

紅軍行進的隊列雄赳赳地進入渠村街，背著一式花機關槍的尖兵走在前面，隨后又有許多馬匹馱著軍用品和傷病員，卻沒看見紅軍指揮員騎馬。山區的夏天沒有下雨，翻過一座十五華里的閩贛交界的山峰——百丈隘，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。紅軍戰士還未坐下，婦女們熱情地捧著香茶叫同志們喝，孩子們圍著紅軍戰士，圍著架子槍（機槍），天真地跳著、數著、笑著……

賣菜回來，我吃過午飯，就見房東李二叔從外面回來。他的眉毛胡子仿佛都在笑。因為他愛管閑事，我們就給他一個外號“包打聽”。

“喂！‘包打聽’，又打聽到什么好事呀？”我們打趣地問。

“老李！毛委員來了！”

“真的啊？”

他捋了捋胡子說：“那還會假啊！”又生怕我們不信，手中的短煙斗指東點西地又給我說開了：“我在紅軍同志中，邊走邊打聽，走到一個精神奕奕、身材高大的紅軍面前，他正擦著臉上的汗，我就問：‘同志！毛委員沒有回來嗎？’他笑笑說：‘大叔！你認識毛委員？’這一問把我問住啦！我搖搖頭說：‘不認識，不過前些日子聽說去康都是從這里經過。’有人和我搭訕，我連忙掏出煙袋，上滿煙絲，點上煙就嘮叨開了。我說：‘毛委員帶來紅軍，消滅了建寧的白軍，斗倒了財主，把谷子、衣服、土地都分給窮人。大家都得到了好處，誰不想看看毛委員呀！’他見我啰嗦完了，才說：‘噢！到屋里談談吧！’

“我銜著煙進屋，眼睛不停地打轉，想說些什么又說不出來，要想坐下又覺得不對勁，想了想：這位紅軍同志說話和氣，對老百姓又特別親熱。‘莫不……’，我鼓起勇氣說：‘您就是毛委員！’只見他笑著地點頭，這一下可把我高興得流出了眼淚，我擦了一下眼睛，遲疑了一會兒。毛委員叫我坐，我才坐在毛委員一旁，照實拉開了家常，談起了渠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。毛委員又叫我找來了幾戶赤貧農聊天，給他們講了如何組織起來參加革命的道理。唉呀！不信你自己去看。”

我被他這個喜訊吸引住了，靜靜地聽著他講話，和他分享幸福會見。他叫我去看，我就拖住身邊的邱隊長說：“走！看看毛委員去！”

我和邱隊長走到吳板仔的店門口，看見兩邊擺了四挺機槍，里面還有警衛人員，見我們掛著游擊隊的臂章，警衛查問了一下，就讓我們進屋里。廳里有很多的同志，我想：“哪一個是毛委員呢？”我用手腕捅了邱隊長輕輕地問：“是哪一個呀？”邱隊長也在那里張望著，顯然他也不認識。我只好硬著頭皮去打聽。順著一位小同志指的方向看去，毛委員正在上廳吃飯。

“同志！來吃飯。”帶湖南口音的毛委員跟邱隊長打招呼。

“我們吃過了。”

我認真地看了蘇區人民的領袖。只見毛委員是中等身材，留著長發，瘦長的臉上雙目炯炯發亮，穿了一套灰色舊軍裝，腳上也是穿著破布草鞋。我原來想：紅軍生活再艱苦，像毛委員、朱總司令這樣偉大的領袖，應當有照顧，生活上和一般紅軍總會有些不同吧！事實出乎我的意料，毛委員穿的是那樣樸素，吃的是用開水泡的半碗干飯，前面擺了幾顆煨熟的青辣椒，毛委員的生活真是和普通的紅軍戰士沒有兩樣。所以我們房東才說表面上看不出來呀！

毛委員很快就吃完了一餐飯，笑容滿面，和藹可親地握住邱隊長的手問：“你們叫什么名字，是當地游擊隊嗎？”邱隊長非常激動，感覺他的心和我一樣也在卜通卜通地跳，他結結巴巴地告訴毛委員說：“我，我叫邱學鳴，是當地游擊隊長，他叫李貞興，是事務長。都是從楊林鄉調來中心區的。”

“那很好！”毛委員喝口開水又說：“群眾游擊隊出來搗團匪很積極，這很好呵！但是，打土豪籌款有不按政策辦事的情況。你說是嗎？”

的確是這樣，我心里又想：“對于什么是政策我是不清楚，我們搞革命只是憑一腔熱情組織起來去做。”邱隊長也如實向毛委員說：“我們只知道為窮人，不知道什么是政策，有人舉報土豪，我們就打！舉報商人高利盤剝，我們就罰款。在邊境上要不是紅軍來來往往，我們力量小，還不敢駐在渠村鎮上呢。”

毛委員聽后，很耐心地向我們講黨的政策和紅軍的紀律，教導我們每到一個地方，要先到群眾中去，搞好調查研究，才能分清敵我。又通俗地比喻說：“你們不是會唱‘打土豪殺劣紳，一個不留情’嗎？土豪和保衛團都是壓迫窮人剝削窮人的，對他們要沒收他們的浮財、谷子、田地分給貧苦農民，錢款要交公作為戰費。要區別對待，對富農則只是要他們捐款；商人，比如建寧城內‘濉安中西醫院’，都不沒收，只是出錢向他們買西藥，其他商店也照常營業，實行累進征稅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。”

毛委員還指示，游擊隊要有游擊有休整，提高對革命戰爭必然勝利的信心；紅軍力量也是從無到有、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的；又講了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道理。并且指導我們改編為渠村中心區游擊隊后要如何開展游擊活動……

聽了毛委員的話，我們懂得了怎樣開展革命工作，使這支新生的游擊隊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途，找著了游擊隊初來渠村受到群眾歡迎，但打了十幾家土豪后，群眾就對我們懷疑、疏遠起來的原因。這正是沒有執行好黨的政策，不走群眾路線的結果。

第二天，天剛蒙蒙亮，毛委員要回城里，留下劉參謀等幾位同志幫助整頓游擊隊。

后來，楊林游擊隊經過幾天的休整和改編，才發現在擴大隊員中審查不嚴，有混進來的投機分子在打土豪中公報私仇搞破壞；并查出一個姓陳的隊員，是土豪派進來混入鄉蘇政權的壞分子，專打中農為土豪。游擊隊只顧執行鄉蘇維埃派的任務，抓來的土豪也不過問調就交給鄉蘇罰款。

有一個叫張老四的自耕農，兼營豆腐業，混進革命隊伍的壞分子說他高利盤剝，以土豪為名將其抓來，罰他六十元大洋，其親戚只好將他的女兒偷偷賣給別人做童養媳，款交清了人還關著未放。劉參謀在群眾中了解到這些情況，隨即放出張老四，并向他道歉，用手帕包了六十元大洋，叫他把女兒贖回來，張老四十分感動。第二天，又帶著贖回來的女兒，找到了劉參謀，感謝毛委員派來的恩人。

劉參謀一一審問了游擊隊看押的土豪，核對了他們的家財，又放了一些假土豪。這些明擺著的問題，心想：“以前怎么不知道？真是危險，要不是毛委員來挽救這支游擊隊，環境惡劣起來，怎樣能夠保存呢？”別看劉參謀穿著威武的紅軍服裝，但是很能做群眾工作，在群眾中調查、發動，抓到了大地主謝謙仂的兩個兒子，槍斃了五、六個民憤大的土豪劣紳和混入游擊隊、鄉蘇政權的壞分子。劉參謀還派了楊林為游擊隊指導員，留下三個紅軍任各排排長。從此，楊林游擊隊在政治上有了保障，軍事上又加強了戰斗力。游擊隊員和渠村老百姓都高興地說：“黨的政策是正確的！毛委員領導是英明的！”楊林游擊隊與群眾關系進一步密切了，成了一支新的地方武裝力量。在渠村中心區委領導下，土地革命浪潮普及到整個集鎮和山村。

7月，蔣介石親自出馬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“圍剿”，劉參謀就回司令部了。為對付大舉進攻的敵人，楊林游擊隊編入南廣建獨立團，由楊指導員和邱連長帶領，堅守在建寧邊區，任務是：牽制敵人，掩護紅軍轉戰贛南；發動群眾，開展新的游擊戰爭。